宁莎鸥

今天是长沙和平解放72周年纪念日。风云变幻，谍报频传，当年，那部惊心动魄的电台，现时仍在述说着促成长沙和平解放的传奇故事。长沙望城东北部有一座山，长沙周边最高峰——黑麋峰。山脚下一村落，叫做洪家村，是南入黑麋峰必经之地，如今属望城区桥驿镇管辖。进入村子，转过几条小路，便可见到丰毛圫下一栋无人居住的房子。房子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印记：麻石墙脚，飘式窗台，考究大门，堂前的大理石上刻有“万家庄”三个大字。听村中老人说，70多年前，这房子里藏着一件宝贝，正是“搭帮”它，长沙才能够和平解放。老人口中的宝贝正是一部秘密电台。

1 三取电台

　　1949年4月的一天，长沙建业银行的大堂内人声鼎沸，各色人等在与柜员谈论着存取款项事宜，长椅上的人，或闲适或焦急地在等待办理业务。人群中有个人长身而立，目光锐利地扫视人群，似在找寻什么，他便是中共中央派来长沙的情报员徐淡庐。

　　徐淡庐接受党组织委派，从武汉风尘仆仆地赶来，是为了“送货”。为保险起见，货物已被他藏匿在妥当之处，他此来是赶到约定好的地点，找到长沙本地的接头人。他送的是什么货物？一部发报电台。

　　这部电台为何如此重要，要派专人送达？这还得从当时的局势细细道来。1949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尘埃落定，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国民党军队主力基本被消灭，统治局势危若累卵。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受到北平和平解放的影响，派出代表秘密前往香港，接触中共中央在港代表，转达和平解放长沙的意向。

　　可天不遂人愿。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先后解放了南京和武汉。盘踞武汉的桂系军阀白崇禧仓皇败退湖南，占据长沙军政要地，到处搜捕进步人士，长沙局势骤然紧张，白崇禧的到来也打断了长沙和平解放的进程。白崇禧对程潜的亲共意向早有察觉，为防止程潜倒戈，他把政府的一些重要位置替换成自己的亲信，企图“架空”程潜。此时程潜不但受白崇禧钳制，也失去了国民党的信任。此时中共中央在长沙并没有设置电台，程潜无法获悉毛泽东与中共高层对他的态度，他的心头一片迷雾，甚至不知如何是好。

　　为了尽快促成长沙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指示，由上海情报系统负责人吴克坚负责，择骨干在长沙建立秘密电台。这一重任落到了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周竹安肩上。

　　周竹安，湖南望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调到党中央机关从事保卫工作，1946年调任上海情报系统，是上海情报系统负责人吴克坚的得力助手，一位经验丰富的情报工作老兵。

　　接令后，周竹安立刻返回长沙，以商人身份作为掩护，开展秘密电台筹建工作，在社会各界笼络了一批进步人士，建立了情报小组。同时，吴克坚也调用了一台电台，派徐淡庐从武汉运来长沙。

　　徐淡庐雇了辆黄包车从火车站赶往此地，缓步进入了大厅，在人群中他尽量显得低调。他知道，交接电台是大事，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前功尽弃。身旁衣着笔挺的绅士，都有可能是潜伏着的国民党特务。

　　按照布置，他要接头的对象是一位银行职员。徐淡庐装作漫不经心地往柜台内扫视，一来二去，他与其中一位职员对上了眼。身为情报人员的直觉告诉他，很有可能是这个人。他刚走了几步，那位职员却面露惊慌之色，起身从银行后门走了。徐淡庐也惊疑起来，认错人了？周围真有特务监视？眼见事情有变，为了保险起见，徐淡庐也赶紧离开。走出大堂，徐淡庐又拐了好几个弯，进到僻静处，确定无人跟踪，他才长舒了一口气，身上冷汗都下来了。

　　找了个旅馆住下，徐淡庐往镜子里一看，打量着自己这身行头，似乎发现了出问题的症结。眼下武汉、长沙局势紧张，出入都有可能临检。为工作方便，徐淡庐找一位国民党高官弄到了过关免检证与一身国民党少将军服。有了军服庇佑，他果然一路畅通无阻，手提箱里的电台也无人敢查。到了长沙，他也没有更换装扮，怕是就因为这身军服，让本地情报员误会了他的身份，夺路而逃。

　　出发前吴克坚再三叮嘱，一切以安全为重，万一接不上头，就即刻返回上海。但徐淡庐知道，秘密电台事关重大，他不能就此返回，决定冒险再试。但此时联系不上吴克坚，长沙的线也已断掉，如何再接头呢？徐淡庐在窗前冥思苦想，无意间看到了对面的布店，突然灵机一动。

　　在上海挂牌做律师的闵刚侯是中共秘密党员，与吴克坚有直接联系。闵刚侯有个哥哥在上海开了一家布店，如果现在发封电报给布店，就兴许能辗转联系上吴克坚。于是，徐淡庐冒险给上海布店闵老板发了封似是而非的电报：“你们硬要我到长沙跑一趟单帮生意，结果货不对路，很难脱手，怎么办？”

　　周竹安因接头失败，十分焦急，赶去上海与吴克坚商量对策。这时，电报从布店闵老板到闵刚侯手上，正好辗转到了周、吴二人手里。两人十分欣喜，回电道：“将货物交给去的人设法出手。”这“去的人”便是交通员梁宜苏，他赶到长沙徐淡庐入住的青年会旅馆，交接了电台，然后藏了起来，等待与周竹安接头。

　　长沙某条小巷内有座民居，上面竖挂着个招牌，上书六个大字：“福裕祥木炭行。”这里便是梁宜苏的藏身之处。这天，有个人走到跟前，见无人注意，便低声对店老板说道：“我找陈敬，听说他有货物要出手。”

　　店老板一听，神色紧张起来，忙说：“这里没有陈敬。”

　　接头人很纳闷，第二天又换了个同伴，开门见山问店老板：“我找梁宜苏。”店老板仍回答，这里没有梁宜苏。他还想再问，见店老板面色不善，只得作罢。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周竹安作为秘密电台筹建的“大当家”，不宜直接出面，便安排其族弟周茂僧负责接头，周茂僧后又派出手下交通员。一来二去，有些信息传递发生了谬误。梁宜苏化名“徐敬”，接线人记错成“陈敬”。找错了人，店老板自然怕是国民党特务浑水摸鱼，不敢相认。

　　交接电台事关重大，周茂僧只能亲自出马。他记得周竹安曾提过梁宜苏一副白面书生模样，想着相面识人。他来到木炭行门口，碰巧遇到一个书生模样的人往门里走去，料想是，便喊道：“梁宜苏……”那人并不理睬，加快了脚步。

　　周茂僧赶紧追上去说：“我是徐敬介绍来的。”他记得名字，这回没说错。那书生也停下脚步，反问：“徐敬现在何处？”周茂僧回答：“他去香港跑单帮了，托我取点东西。”

　　书生请他到了内堂，这才承认是梁宜苏。原来白崇禧部的敌特活动非常猖獗，头两次接头人又报错名字，令他不得不小心。他核实周茂僧的身份后，便带他去顺星桥，取走了电台。

　　一波三折，这台来之不易的电台终于到了中共长沙地下党的情报部门手中。

2 两迁电台

　　得电台不易，安置电台则更难。按照规定，电台与上级联系是有一定期限的，如不能按期与上级取得联络，电台恐失去作用。因为此前的波折，周竹安取得电台已比预想的时间晚了近一个月，当务之急，要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安置电台，向上级发报。

　　托付给谁合适？周竹安想到了黄雍。黄雍曾官至国民党中将，后同情进步人士受到排挤，被迫返湘。周竹安找他长谈了一番，成功让他倒向进步阵营。初期布局时，黄雍就在周竹安的情报小组设想之中，以他国民党官职作掩护，电台应无恙。

　　周竹安找到黄雍，对于此事，黄雍虽支持，却表示碍于身份无法“事必躬亲”，于是对夫人郑挹梅说道：“此事交给你可否？”郑挹梅虽是一介女流，但巾帼不让须眉，她答道：“万事放心。”周竹安十分欣喜，说道：“此事还需安排一位报务员到贵府，拜托夫人照拂。”郑挹梅表示：“无妨。”

　　当天，周竹安就派报务员赵翰林到了黄雍家中。黄雍家住在市郊潘家坪一栋小楼的二楼，楼下住有两个邻居，都是国民党的官员。郑挹梅带着赵翰林上楼，不巧正遇到一位邻居出门，邻居好奇问道：“这是哪位？”一下把赵翰林问住了，郑挹梅急中生智道：“这是我乡下的弟弟。”这才蒙混过关。

　　时间不等人，如超出时间限制，这台好不容易来到长沙的电台就将报废，前功尽弃。但一楼人多嘴杂，不能轻举妄动。赵翰林按捺住自己焦急的心态，好容易等到夜深人静时才安装好电台。他测试了一阵，机器一切正常，心里一阵惊喜。然后，他探头向窗外打量了一阵，凌晨2时，楼下人家已进入梦乡，路上也没有行人走动。好机会，他冒险将天线伸出窗外，开始发报，可对方却没有回应。

　　没能接通，眼见忙活了半天，天线老暴露在外，危险系数也成倍增加，赵翰林额头渗出了细汗。好在郑挹梅冷静，安慰他说：“别急于一时，明晚再试。”

　　第二天深夜，赵翰林又架好了天线，可这一次仍没有接通。显然，室内的信号不足以接通上级。第三天，赵翰林与郑挹梅决定不再等待，主动出击，看在周围能不能另寻地点，换一个信号更好的地方。两“姐弟”假托散步，在周围考察环境，走到北门外文昌阁附近时，赵翰林朝天一望，脸色大变，很快又低下头来，拉着郑挹梅快步走远。

　　郑挹梅不明就里，问他怎么回事？

　　赵翰林回答：“那里有个天线网，恐怕是国民党的侦察台。”

　　赵翰林有些后怕起来，幸好前两晚没接通，否则此刻两人已经暴露了。

　　郑挹梅问：“那怎么办？”

　　“感谢夫人相助，不过贵府恐怕已经不再安全了。”

　　事情又回到了原点。周竹安苦寻电台地址，也请周茂僧、黄雍等一起想办法。黄雍思考良久，说道：“我有一人推荐，我好友姚渐逵家合适。”

　　周竹安思考了一阵，“他倒是个可以放心之人。”

　　姚渐逵也是国民党的高官，其夫人唐敏讷是唐生智、唐生明的侄女。唐生智是北伐军元老，还曾领导南京保卫战。唐生明是其弟，此时也受吴克坚之托，来长协助周竹安做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的工作。

　　两人找到了姚渐逵，姚渐逵听完两人建议，满口答应：“既是两位所托，我照办就是了。”不过唐生明考虑更深远一点，担忧道，姚家来往人士众多，成分也复杂，放到他家怕不是最好选择。

　　姚渐逵想了一阵，也回忆起一件事来，现在有一种美国的侦察电台测向仪，可近距离探测发现电台。白崇禧部说不定就有这种设备。

　　周竹安犯难了：“那怎么办？”

　　唐生明说道：“为什么一定要执著于放在城内呢，放在城外也是可以的。”

　　一语点醒了周竹安，他回头便跟周茂僧商议在城外选址，周茂僧说道，要是选址城外，我们不正好有个熟人。

　　周竹安说道：“你是说‘周三豹子’。”

　　“对，正是‘周三豹子’。”

　　两人口中的周三豹子名叫周商农。周商农，原名周启铎，号商农，家住长沙市郊区九福乡（今望城区桥驿镇）。周竹安、周茂僧、周商农三人是堂兄弟，他们的这位堂兄弟曾任国民党中将师长，1947年退役回乡，当地人称“周三豹子”。他有一支民团武装力量，一般人不敢靠近他的宅子。周商农参加过抗日战争，因不愿内战解甲归田，正想为和平解放长沙做贡献，又加上与周竹安这一层亲戚关系，把电台安装在周宅正合适不过。

　　赵翰林与郑挹梅一路沉着冷静，冒雨把电台送到了望城九福乡。周商农的宅子是一个四合院，距离长沙城将近25公里，靠近桥头驿火车站，也有水路通往长沙，四合院还背靠一座小山，真有什么情况，电台转移也有多重选择。

　　然而，九福乡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通电，电台的工作主要靠电池供电，因工作频繁，电池很快将耗尽，秘密电台的工作面临停滞。周竹安心急如焚，派人打听才发现国民党已将电池列为军需品，严格控制供给。没有电池，如何是好？

　　有一天，报务员赵翰林外出，回来就对周竹安说：“能不能找点汽车电瓶？”

　　周竹安十分纳闷：“要汽车电瓶干嘛？”

　　赵翰林回答：“到时你就知道了。”

　　周竹安派人找来电瓶，看见赵翰林尝试把电瓶与电台接起来，这次恍然大悟。原来赵翰林外出时看见士兵在为军用吉普车更换电瓶，便灵机一动，计上心来。

　　但这能行吗？周竹安将信将疑，没想到赵翰林跟大家几经实验，居然完成了向电瓶车供电的“技术改造”。周竹安随即安排了一批可靠部下找来一堆电瓶，带往长沙城区轮流充电。通常一只电瓶在九福乡留用，一只在运送路上，一只在长沙充电，实现“三班倒”。为不引起敌特疑心，每次电瓶的运送方式与路线都不断变换。

　　为保证电台安全，周竹安请周商农调用自己掌握的民团进行保护，同时还组建了一支40多人的精干力量以防匪的名义在外围巡逻，以防敌特人员突然袭击。一天，民团中有两位自卫队员去杨桥车站打探消息时，被驻杨桥的白崇禧部抓走了。秘密电台恐将暴露，形势岌岌可危。

　　周竹安并未慌乱，经过紧急讨论决定派遣地下党员任培宇前去营救。任培宇毕业于黄埔军校，公开身份是湖南省保安司令部水上保安总队少校督察长，为人机敏稳重。

　　任培宇到达敌军营地后，敏锐发现这里的连长佩戴着黄埔军校纪念章，他因势利导，问道：“连长，您是黄埔哪期的？”

　　那连长说了自己就读的时间。任培宇故作惊喜，很快攀起了校友身份：“巧了不是，我也是黄埔出来的，在校时间还离得很近了。”

　　见连长面色缓和，任培宇递过一支烟，继续说道：“不打不相识，我手底下有几个人不懂事，坏了贵方的规矩，还请高抬贵手。”

　　任培宇连称误会，对方信以为真，便叫把人放出来。任培宇松了口气，转身想走，又被连长叫了回来：“怎么，现在就想走？”

　　他心中一惊，以为事情有变，连长又说道：“怎么也得陪老哥我喝几杯再走。”

　　任培宇这才放下心里，两人把酒言欢。他示意两位队员先走，轻描淡写地化解了大危机。

3 谍报频传

　　一段日子，“嘀嗒嘀嘀”，望城桥驿的周宅内，电台工作声不绝于缕。长沙的社会、经济、舆论情况通过电台不断传递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对长沙情报人员的指示又不断通过电台传递回来。

　　电波一响，报务员飞速记录信息，电波一停，便有传讯者接电报而去。周竹安为秘密电台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工作制度。报务员、译电员与他住在不同的地方，单线联系、互不见面。电报抄在便条上，传递由交通员负责。如遇到下雨，交通员就把便条藏在油纸伞顶部的小暗洞内，到了接头地点便于联系人调换雨伞，中间不说一句话。

　　即便如此，在白崇禧的高压政策下，电台的传讯也险象环生。有一天，交通员去给周竹安送电文，刚拐过一个路口，就发现前面有国民党军队盘查。进，恐怕暴露；退，太过显眼。交通员急中生智，刚好看到路边有家理发店，便假借理发躲过了盘查。

　　而秘密电台工作的重中之重，还是对程潜说服、争取工作的调度。大家都不希望湖南受血光之祸，和平解放的期望全系于程潜一身。说起来程潜与毛泽东颇有渊源，辛亥革命后毛泽东剪去头上的辫子，成为湖南新军一名列兵，而当时的程潜是湖南督军府参谋长、军事厅厅长，所以毛泽东后来一直尊称他为自己的“老上司”。程潜是辛亥革命元老，在历史上有过同共产党合作的愉快时期，同蒋介石等也有矛盾，一直向往和平共和。对于这位“老上司”，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此前做了很多说服工作，就差临门一脚。

　　与此同时，国民党像是察觉到了程潜的倒戈意图，白崇禧想要独揽长沙，威逼程潜赴广州就任“考试院院长”。程潜在对方不断施加的压力下，又无法得知中共中央的准确态度，情绪也出现波动，甚至想一走了之。周竹安与秘密电台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稳住程潜。

　　周竹安先是派中间人通气，又派黄雍安抚。一个雨夜，黄雍潜入程府，密会程潜。程潜见了黄雍，叹气连连：“我这样苦，毛润之何尝知道？”

　　黄马上接过话头：“您的一举一动，毛润之都很清楚。”

　　“来联络的人真伪难辨，也不知道是不是白崇禧对我的试探。”

　　黄听出了程的弦外之音，摊牌道：“您有什么要求，我可以代为转达给毛泽东。”

　　程潜眼中亮光一闪：“你有通信工具？”

　　黄回答：“我没有，乡下人有。”便如实告诉他，中共中央早派周竹安来长沙，成功建立了地下电台，可直接联系毛泽东。

　　程潜立刻表态：“既如此，我手书一封，你代我呈给毛润之。”

　　秘密电台把程潜的备忘录转达给了中共中央。

　　程潜的电文发出后，整个周宅都凝神屏息，等待回应。几天之后，电台的嘀嗒声终于再次响起，毛泽东亲自给程潜回电道：“颂公（程潜）先生勋鉴：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定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

　　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程潜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进一步坚定了起义的决心。他表示：“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盖，顾虑很多，现在有了这封信，真是湖南人的喜讯”，并表示决心“早日实现湖南和平起义”。

　　当时程潜在长沙仅有行政权力，兵权则主要掌握在中共中央一直想争取的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手中。7月9日，中央又发电报指示：“只有争取陈明仁协同程潜起义才能达到长沙和平解放的目的。”陈明仁是国民党的一员悍将，又是程潜的学生，他无端被蒋介石撤过职，也不忍见内战祸及家乡，具有起义基础。

　　周竹安便派与陈明仁有旧的唐生明开导规劝，又有黄雍动员黄埔同学旁敲侧击。陈明仁不久便幡然醒悟，但也心存疑虑：他此前在东北四平打过几场硬仗，手里是染过解放军战士的血的。大家得到中央授意，明确表示只要他心向人民，心向和平，便既往不咎。陈明仁还表示，自己带的第一兵团在国民党阵营历史悠久，起义后若即刻整编怕手下不适应，希望能有个过渡时间。这些疑虑都通过秘密电台传递给中共中央，又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答复。至此，陈明仁再无疑虑，答应与程潜一同起义。

　　7月18日，秘密电台又响起了嘀嗒声，中共中央对长沙和平解放再作部署。来电称：我军侧面占领平（江）、浏（阳）、醴（陵），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暂时不占长沙，以利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但长沙、益阳、宁乡、湘潭、湘阴、衡阳诸县及粤汉、湘桂两路沿线地区，两三星期内，程、陈必须和平交出，以利我军进驻攻击桂系；程、陈部则退往安化、新化、邵阳、武冈及其以西地区听候整编；如程、陈部在对桂系作战中能有配合行动则更好。

　　周竹安立刻将电报抄送程潜，程阅读电文后喜形于色，即时亲拟复电，声明“遵命办理”。周竹安同时抄送一份给了陈明仁，陈明仁也表示同意。

　　7月21日，程潜为蒙蔽白崇禧，离开长沙去往邵阳。果然，白崇禧率军向南撤退，把长沙交给了他比较放心的陈明仁，殊不知陈明仁也已在秘密地举行起义。随后，程潜偷偷返回长沙，与陈明仁和中共代表商议起义具体事宜。

　　8月4日，程、陈通电宣布和平起义。8月5日，人民解放军夜间从东屯渡出发，经五里牌，进入小吴门，举行入城仪式，宣告长沙和平解放。免遭战争浩劫的长沙人民夹道欢迎，挥舞旗帜，彻夜欢庆。古城长沙也由此翻开了全新篇章，秘密电台业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参与密电的各路人士合影一张，成为了珍贵的纪念。

　　周竹安随后去北平向李克农、吴克坚汇报了建立秘密电台和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的经过，并向党中央写了《长沙电台总结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竹安同志立了大功。”

　　新中国成立前夕，为筹备新政协，各界民主人士奔赴北京。一日，一向喜欢夜里工作、白天休息的毛泽东主席特意早早起来，穿上工作人员为他准备好的浅色中山装，提早来到车站迎接客人。陪同他一起前往车站的还有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人。他迎接的不是别人，正是原国民党元老、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与他通过秘密电台联系和平起义的程潜。

　　在接风洗尘的酒席上，毛泽东动情地说：“颂云（程潜）兄，你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免了一场战祸，现在我们才好谈谈家乡，谈谈往事，享受这种欢乐。”对于另一位湖南老乡陈明仁，毛泽东也十分看重。宴请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后，毛泽东又带着一行人游览天坛公园。在拍完合照后，他又特地招呼陈明仁站在身边拍了一张合影。

　　如果没有长沙望城的秘密电台，双方也许没那么顺利就能把酒言欢，长沙也不会那么顺利地和平解放……